在其各项职责中，推进合宪性审查具有关键意义。
1990年代的时候，中国台湾（地区）和新加坡人均GDP都差不多，但是今天呢？今天新加坡人均GDP达到6万美元的水平，但是台湾（地区）是2.6万美元的水平。中国做到了，但是从世界经济史上来看，没有其他国家做到过。
1945年到1980年代，因为凯恩斯主义以及福利国家的扩张，美国、欧洲大部分国家的中产达到70%。他从学理上想把两个制度结合，但今天的实践表明，要不就是中国的三权，要不就是西方的三权。大家一定要想清楚，相互学习不是说我变成你，你变成我，我们互相学习就是要变成更好的自己，这种学习才叫好学习。为什么美国今天产生这样的分化呢？因为中产阶级从70%下降到50%。这也就是马克斯韦伯说的官僚的合理化（理性化）的过程。
在中国传统里，管理经济、发展经济是政府内在责任的一部分，这个观念到今天为止都没有发生过变化。这个体制在汉朝就已经形成了一直存在到晚清。第五，可以建立临时延续制度，即为应对应急状态，规定某种许可统一延续一定期限，临时期满后即失效，重新起算原许可的期限。
据此，《复工复产通知》规定的停工停产决定不能构成行政许可的变更，复工复产审批也不构成一种独立的行政许可，而是对合法许可的中止。原因也许在于，立法者并未预料到持续性的应急状态对行政许可实施的影响，或者认为《行政许可法》第8条有关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规定足以提供依据。[19]只要法律对被许可人的违法行为设定了‘不利的行政处理，不管该违法行为是否造成被许可人不符合法定许可条件的后果，该行政处理的性质就是行政处罚。第二种情况是，如果行政行为附有负担，但相对人没有履行或在法定期限内不履行，亦不适用信赖保护。
预案的实施必须获得合法性上的保护，即预案中的每项内容都必须有确切的法律依据。[15]达到许可条件未必符合许可标准，因为许可实施机关可以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设置具体标准并予以调整。
由行政机关依职权决定。临时性许可与常设性许可存在明显区别。这些称谓与战争状态构成语义上的交叉，但非有权机关作出的战时认定只具有特定地域范围内的行政管理意义，在此暂且不作展开。目前，法规范尚未如紧急状态、战争状态一般，就哪些机关以何种程序宣告应急状态作出规定，但可以通过政府对突发事件采取应急措施的形态与持续时间来判断。
[9]判断是否符合公益的要求，应当结合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与需要综合判断，并引入期待可能性的分析工具。如果许可的废止具有补偿的必要，那么，行政机关应当提供适当方式和额度的补偿。但《行政许可法》并未规定此种许可延续情形。第三，如果由于非相对人的原因，行政机关决定中止或废止许可，相对人的正当利益很可能受到巨大损害，可能构成对许可这种特殊财产权的管制性征收[14]。
《突发事件应对法》第13条规定：因采取突发事件应对措施，诉讼、行政复议、仲裁活动不能正常进行的，适用有关时效中止和程序中止的规定，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应急状态下，行政机关原则上具有概括的许可实施职权，在缺乏可预见性的规范时，可在满足基本的形式合法性前提下，通过情事变更原则满足实质合法性。
在进入应急状态等高风险状况下，在遵循法定条件、程序后，许可实施机关可以采用较高的标准来监管被许可人。此时，行政许可的废止仍需以许可目标完全不可实现或者许可的继续实施极可能导致个人或公共利益的严重损害为前提。
能够适用中止制度的许可类型，应当限定于与中止事由密切关联的、主要因为该事由而暂时不能继续实施的许可事项。在关于行政许可的定义中，一个基本共识是，行政许可属于依相对人申请的、由行政机关对其赋权的行政行为，本质上是各级行政机关在依法管理经济社会事务过程中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活动实行事前控制的一种手段[38]。比如，《复工复产通知》提出，凡可通过线上办理的审批、备案等事项不得要求申请人到现场办理，鼓励通过网络、视频等开展项目评估评审，对确需提交纸质材料的可以实行容缺受理、先行办理，待疫情结束后再补交纸质原件。在法规范上，有两类与之相关的状态。[29] 赵宏：《法治国下的行政行为存续力》，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44页。[22]这种休眠实际上就是许可中止。
这就带来了应急状态下许可实施的空白地带。在有风险的工业设备领域，立法者课予被许可人更高的注意义务和许可义务。
[8] 参见曾昭恺：《由法安定性论公法上情事变更原则》，载城仲模主编《行政法之一般法律原则（一）》，三民书局1999年版，第286页。《宪法》规定，全国人大有权决定战争和和平的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决定战争状态的宣布，国家主席宣布进入战争状态。
不可抗力是免除当事人民事责任的法定事由。第二，要求被许可人在许可届满30日前提出延续申请，此规定不够周延。
[24] 杨建顺：《行政规制与权利保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37页。这些举措同样缺乏法规范的支撑，使既有行政许可的效力处于不稳定状态，同时，疫情结束时间的不确定性也影响到许可管理的方式以及社会主体的预期。尽管紧急状态属于一种规范状态，但其内涵并不清晰，这导致紧急状态在适用上虚置与泛化并存。[11] 王贵松：《行政裁量的构造与审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45页。
应急状态结束后，相关许可的有效期应予延续，无法延续的可给予适当补偿。另外，对于企业因短期经营困难暂时歇业，但仍有意愿继续经营的情形，国务院办公厅督查室提出试行企业休眠制度，不以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为由吊销其营业执照，承认休眠期间企业合法存续地位，保证企业经营资格和主体资格的连续性。
如果作为行政行为根据的事实或法律状态发生了变化，（原来）合法的行政行为在内容上不再符合现行法律，废止问题就产生了。（一）应急状态下的许可标准 任何一项许可，只有明确列举了应当达到的条件，相对人才能针对性地提交申请材料，许可实施机关才能在条件之内予以审查评价。
但是，补偿不是一般的，而是在关系人对行政行为存续的信赖值得保护的范围之内提供。授益行为不意味着行政机关可以任意处置，必须尊重被许可人的正当利益。
实践中，某些组织机构为凸显工作任务的重要性而自行认定进入所谓战时状态、战备状态、临战状态。但在应急状态下，应急措施的持续化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关系长期处于形式法治之外，使其面临要么违反成文法、要么正当利益无法得到成文法支持的风险。[34] [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71页。此时，行政许可的地域管辖权与事务管辖权之间就出现了冲突。
第三，许可实施机关只作形式审查和书面审查，不作实质审查和实地核查。二是为许可实施机关应对应急状态提供了更为多样灵活的制度工具，增强了许可行为的适用性。
许可实施环境的重大变化、对许可功能的认识改变、技术水平的变化等都能动摇许可存续的事实基础。同时，应急状态下的简化流程、压缩时限、联审应当能够达到常态下相同的审查效果，否则有违公平原则。
[6] 林鸿潮：《论应急预案的性质和效力——以国家和省级预案为考察对象》，载《法学家》2009年2期，第28页。但是，既然效果相同，那么基于高效便捷的行政法原则，这些简化措施就应当常态化，不能只适用于应急状态。
